最近联想成了自媒体争抢的话题。许多作者显然知道，仅仅凭零售价贵、5G投票、“部分产能搬离中国”还不够制造“爆款”，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猛料，那就是把联想与华为对立，把柳传志和倪光南对立，这样才有足够的冲突和张力。
我觉得这么做确实不够厚道。联想对标的一直是戴尔、惠普之类的PC制造商，实在承载不起自媒体写手们的“殷切期望”;而且，柳传志和倪光南的分离显然是一场悲剧，后来双方都避免谈起——不信你想想，哪家自媒体提供过当事人的说法，做过多方的验证?不过，这倒不妨碍他们卖力炒作此事，收获访问量。
前几天在整理书柜时，我偶然翻到以前读过的《联想局》 ，里面恰好有一章关于“倪柳之争”的，抽空扫描了放出来。
《联想局》是一本传奇作品。据报道，十多年前联想集团邀请著名记者迟宇宙，向他开放全部原始档案，希望他写一部联想历史。迟的要求也很简单，档案随便看，写作不许干涉。结果书稿写出来，联想方面看过之后希望“买断，但不要发表”，不出意外遭到了作者的反对。最终结果就是，这本《联想局》需要在官方钦定的《联想风云》之后半年才能出版，而且不能宣传。
虽然仅仅过去十多年，但我们再读这段故事，还是可以从中收获很多，再看当时企业运营的经营环境，看大家解决问题的方式，看记者的风骨，仿佛是在回忆久远的从前。
《联想局》节选——曾经局众人：倪光南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起中国的长期革命，谓其“犹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用超过人生经验的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
我们把黄仁宇的判断放诸联想局中也会发现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发起的关于联想“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的争论，不时地将方向转移到柳倪的个人恩怨上。“技术论者”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传志出局，他们颇有些忿忿然。他们又兼对倪光南遭遇充满同情，不免对联想今日艰难转折幸灾乐祸了。
“技术论者”显然忽视了联想局的一个细节，便是倪光南在联想局中的命运与联想汉卡在联想的命运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条相同的曲线。如果他们发现这眩惑的史实，到底会作何感想?
联想汉卡自1985年诞生，成功实现商品化，至1989年共销售了2万套，其直接收入约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机操作系统的汉化，尽管联想汉卡销售量1993年仍有2.5万块之多，到1995年已降为0.5万块，第二年停止生产汉卡。这个时期北京联想迅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0年的2亿元急升到1996年的25亿元，净利润则从889万元上升到3476万元。”
离奇角色
倪光南是联想的离奇角色，他始终不认为他有义务遵守联想的一切制度。柳传志成为联想的一号人物之后，他开始喊“柳总”，但他从未停止对技术的偏爱。他曾承诺既不参加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参与决策的讨论，他有足够的借口。柳传志曾因开会迟到罚站过自己，但倪光南从未因此遭到羞辱。
“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
柳传志曾经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总裁已经认为，10年来柳传志已把倪光南“惯”得不成体统。他们并非毫无意见，只是出于利益的较量而不愿或不敢发作而已。他们知道柳传志试图为联想树立一个技术神祇，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技术神祗在联想扮演的角色似乎离奇得过分。但他们无法反对，在倪光南告状之前，他们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所以某种意义上，倪光南告状成为一个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机。
柳传志将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无以复加，他并非想将其扶到神坛后再拉下来。他倒宁愿倪光南老老实实地在神坛上呆一生。他教联想拿50万元以科学院名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其以个人名义捐出，作为其光辉形象的一个注脚。他还教联想和计算所推荐倪光南为第一届工程院院士。他告诉曾茂朝：“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曾茂朝妥协，但他警告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总是拿新华社标准的1000多港币的工资，但柳传志教张祖祥“给倪总多加5000元”;科学院1990年奖励给优秀企业家柳传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传志转手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考虑了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
都是李勤“惹”的祸
汉卡慢慢衰落的时候，正是倪光南的权威慢慢衰落的时候。这位迷恋硬件技术的神祗已在“硬汉字枪毙软汉字”过程中展示出科学家或有狭隘一面，等到硬汉宇系统从鼎盛走向衰落而其研究又无重大成果出现时，作为总工程师的技术威权其内心的恐惧、述惘沮丧、愤怒我们可以想像。
从1991年开始，联想汉字系统走上了下滑曲线，倪光南的研发项目亦开始遭到李勤质疑，后者与柳传志均已知道“技工贸”道路如何不切实际，“贸工技”道路对联想多么重要。他们不再迷信技术神祇倪光南。他们清晰地发现倪光南立项太多的致命，知道联想根本无力纵容倪光南几十个项目一起上的“乱来”。
1992年春节，负责北京联想运营的李勤与倪光南起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他并不知道这将为未来联想种下祸根。李勤要改组一些部门，说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他暗示工程师们必须分清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
没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动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衅。倪光南之反应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说，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各怀鬼胎。那天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威胁要辞职，因为他反对立项审批和成立总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会了李勤。柳传志与李勤迅速妥协，他们本已宣布曹之江任总工办主任，也只好找个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作为一种试探，以柳传志与李勤的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
在接下来的时光流转中，李勤开始不断地向工程师们灌输他的观念，说研发人员的考核标准是能否开发出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好商品，能开发出创造高效益商品的研发人员就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开发人员，在激励上就是最高档。“如果让我们在诺贝尔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们公司就会选诺贝尔，因为诺贝尔能产生效益;至于那些奖金获得者他也挺伟大，但是目前在咱们公司发展阶段我们还用不上。比如陈景润和倪光南来比，我们当然要倪光南，倪总是我们的宝贝，陈景润就另当别论了。”
李勤对倪光南含混的赞扬反倒像一种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在意倪光南的反应。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风暴”的威胁。
在1992年4月的一次总结会上，他说：“来势凶猛的黑色风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结局可能有三个：一个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为了活命必须拼出第三或第二结局。”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人也没有用。
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对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李勤在责难逃，但其繁杂背景和深埋的祸根，早已种下;至于“跳舞”说，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事实上，多年来联想始终鼓励员工们跳舞，《联想报》曾经批评不跳舞的男青年是“吃货”，“公关老太太”周晓兰正是靠跳舞才一次次为联想拿来了订单。
科学院未贸然结论，他们征求柳传志意见，后者回答说：“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在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我1993年为忙香港上市咬牙不回来，非把联想拱上去不可。这个矛盾后来全积累起来了，”柳传志后来说，“老李没错，认准了，但是老李态度上跟老倪挺牛，极大的火山爆发。老李麻木，他不知道，实际上老倪在向我这儿猛攻他，之所以后来老倪跟我像今天这样，看我坚决护着老李，他就连我一块多年之后，柳传志偶尔会抱怨一下李勤，觉得李勤那时候没有稳住倪光南没有稳住局势。事实上他知道，倪光南的爆发并非李勤惹的祸，祸根在他多年前便已种下，它早晚要发芽，要破土而出。他扮演了倪光南的“加速放大器”，是倪光南的沃土。他对李勤的偶然抱怨，只是无奈的一声叹息罢了。
转移和爆发
柳传志回到北京，美尼尔综合征又来折磨他。多年来它就像一个梦魇，始终围绕他不肯退却。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只想取得最后的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无疑是诱使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复发的主因之一，在承受梦魇折磨时，柳传志还要绞尽脑汁考量如何调和倪光南与李勤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依照惯例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却不知道倪光南爆发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他愤怒地责问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倪光南谓其历来认为，公司车队出现的问题，第一责任人是分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人是车队主管。他对总裁室有一肚子牢骚，他将矛头指向老蔡，同时也指向了柳传志。他说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他开车他都感到安全。他显然认为联想车队是一个“管理不好的车队”。他说：“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
仅对李勤愤怒责问还不够，他还要求王威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他还要王威交代其“散布谣言”的动机。“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柳传志要给倪光南换司机，是因为原来的司机连续出了4次车祸。倪光南因之而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
他颇为激动地质问倪光南：“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柳传志与倪光南已经合作了10年，每当他想起这10年风雨，他的内心就不能平静。“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
他想起联想汉卡赢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想起当1989年中秋节倪光南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想起1990年春节倪光南在香港测试286板子要到年十才能回来，他在公司的春节晚会上提到倪光南仍在香港不由得热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
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他告诉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说倪光南是个君子，他信得过倪光南，联想现在正处紧要关头，“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表面化使柳传志预感到他与倪光南极有可能说再见“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虽然柳传志觉得“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但显然联想无法离开其而独立生存。这是柳传志表达其意愿之手段。他说：“如果……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
看似宿命的结论事实上将柳传志这悲剧性的一生做了总结，而在他“心中永远的痛”的骨节上，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他说：“我总体上给人感觉很好斗，不吃亏，原来我爸爸老早跟我说到，让我外圆内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亏。”
一个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10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
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个便条说，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他们的矛盾因之开始激化，柳传志曾经感觉李勤“麻木”，现在他终于知道李勤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发了。他要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威胁他“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因为程控事业部亏损严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将其改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责他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对其提议无动于衷，倪光南便要“坚决和你干到底”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
多年来，倪光南始终是联想制度的一个楷模，他以为联想宽阔而又均匀，可以使自己任意驰骋。他忘记了联想是一个公司，忘记了1994年已经不再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都已经两年了，市场经济的提法都甚嚣尘上了。企业家不再是个体户”，科学家也不再是“神衹”，他们的位置即使未发生颠倒，也已然不复从前了。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東。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志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会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间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显然对倪光南不利，胜利天平更向柳传志倾斜。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最终赢得了与倪光南的博弈。《通报》确定在公司怎样进行研发和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
李致洁宣读完毕，李勤旋即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他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写就的讲稿。那是4页字迹潦草的讲稿，存诸联想档案中的柳传志手稿，那是字迹最潦草的一份，能够看得出其内心复杂缭乱。他在手稿上进行了大量删加，以求使其演讲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传志先感谢科学院调查组为其问题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多方面调查后给其一个清白的结论，表示出现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说1994年3月他给倪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其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那封字迹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发生今天这一切突变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师，如挚友”，“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他说起其对倪光南的优抚与尊敬，声称在给倪光南写信前，他不曾在任何个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不满的话;他说起倪光南与周晓兰发生冲突，他硬着心肠谴责周晓兰时，周晓兰两眼含满泪水他说起倪光南反对设立总工办，他便仓促修改决定收回成命，并将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奖倪光南在业务上的过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维其对年轻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工作刻苦执著。但他还要苛责倪光南研发观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陈自己的可悲之处系高估了与倪光南的关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他说给倪光南的信犹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他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当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诚心筑建的东西遭到损坏才会感到痛。”当他逐渐清醒而倪光南又将矛盾升级到对抗性领域，向院领导告状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他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
柳传志写道，“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
他觉得自己以坦荡胸襟、奉献精神以及果决和沟通，赢得了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他考虑的是“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在那天的陈述中，柳传志说：“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他与倪光南看法有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非常正常和平常。“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他说他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工作很艰难，最难之初在于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联想曾两次受到冒政策风险的惩罚，有一次柳传志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得到了李勤负责送饭探监的保证。幸运的是那次最终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即使我们极其小心…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柳传志说1995年科学院调查组又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时，他一度非常消极。“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
在科学院领导和调查组给他做了工作、明确表示对其信任，又获得总裁皇成员支持后，他又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国家和大家三方的事业，事关氯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演说快结束的时候，他提请大家的原谅，说他今天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次。“11年了，让我的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
他还颇为慷慨地表示分手以后，如果倪光南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谁愿去他都表示支持，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经费方面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柳传志数度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很多人为柳传志的流泪震惊和感动，倪光南则认为“那只是表演”，没什么好痛哭流涕的。“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或许有表演成分，因为从柳的手稿中可以看到“让我的眼泪尽情自由地流淌吧”是提前写好的准备;或许是真情流露，毕竟10年朋友一朝分道扬镳，各自东西。没有经历过兄弟反目之痛的人无法理解柳传志当日矛盾复杂的心情，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他心中的珍宝遭到损坏时“感到痛”的切肤。
无论如何，他吓倒了台下的两百多人。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的职务，既然争斗已经白热，联想和科学院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内心便早有了准备。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流泪，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如此脆弱。倪光南是联想的技术神祇，他的头顶有着科学家的光环然而柳传志则是他们心中的神祇，他那顶熠熠闪光的桂冠镶嵌于他们的内心。
而现在，它那么脆弱。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复，倪光南发言的时候异常镇定，刘韧描述说“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没准备讲稿，语调科学家一样冷静，逻辑缜密，思维清晰。他说：“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他还宣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目标“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他与柳传志的矛盾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向他探听谜局的答案。他说只有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的发言只获得了零星掌声，大多来自他的学生。“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
倪光南又回到了他在计算所的那间办公室中，那是联想为他配备的办公室。
在他出局之后，联想始终未尝将他的办公室收回。在那里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日后会出现一个大结局。
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在那条充满辛酸苦楚的道路上他顽强地走着，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被道路抛弃。他正式出局的文件还要等4年才能下发，但是他事实上已经被联想局抛弃了。
多年后，当倪光南行走于日新月异的中关村，看到昔日凌乱肮脏的街道变成北京最豪华的一片区域，看到他将中关村变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已经实现，他到底会如何感想?无论他内心如何酸楚感慨，从1995年6月30日开始，联想已经成为往事，对于联想局来说，倪光南已经变成了历史。他后来曾试图改变历史，但联想史的系统却从不曾因他而改变。
他与柳传志之间的争斗为彼此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时间或许会抹去这道伤痕，或许永远留在他们心里。无论如何，他们彼此的内心都为对方筑造了座长城，绵延几千英里横亘在双方心中，没有人去翻新修补这段城墙，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它恐怕都不会坍塌
作者：余晟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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