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时候,跟同学走在中关村大街的天桥上。北京的天桥总有人趴在栏杆上,望着桥下的车水马龙,我突然好奇,“他们在看什么?”那个女孩幽幽地说,“看着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

后来的十多年,每次走过天桥,我已经无暇去顾及那些趴在栏杆上的人,变得行色匆匆。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猛然间,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已经快和“家乡”一样,“梦里不知身是客”,哪里是客居哪里是故乡,我愈发恍惚起来。

继“逃离北上广”之后,新的热文《最近有点为北京感到难过》又刷起朋友圈来。李方描述了他的很多兄弟,十年北漂之后,因为弥漫在大城市的焦虑,决心卖掉北京的房子,回乡。“那些年的北京,对我的北漂朋友们也真是友好,我不记得他们为了什么事情真正焦虑过。”而十年之后,他“感觉到这个城市对外地人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在李方看来,临街的小商小贩被清理干净,带来不便的同时,正在改变这座城市的生态。“你不可能砍掉这个生态的底座”,“很可能,由于房价、糟糕的空气和拥挤的交通,更由于失去了开放和包容的心胸。”

是否存在一个文学构建出的温情脉脉的北京,逃离北上广是否就意味着“失败”?或许,我们不需要为北京感到难过。离开又如何,我又不是北京的奴隶。

造成北京人口流失的,并不是这座城市失去了开放和包容,而是中国畸形城市区位的回调。北上广深,这些巨大的城市怪兽,恰恰是无数“X漂”们支撑起来的,所谓“逐梦”,那个梦是什么?有时我们并不知道,不过客观事实是,这些大城市拥有更公平的环境、更多的机遇、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更符合丛林法则。当年有部火爆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边有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如今,这句话同样适合北京。

有朋友开玩笑地说,“北京和上海根本就不是中国。”言下之意,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城市从生态到社会心理,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现代都市”,北京的紫禁城和胡同,早就变成了旅游景观;“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的上海,浦东也变成了金融中心。这样的城市已经比肩“发达国家”,而中国大多数城市,只不过以北京和上海为样本而已。

在北京上海生活久了,去巴黎、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除了街上的人换了肤色,几乎不会产生异乡感,但同样,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里也不会让你产生故乡的亲切。这就是现代化的代价吧,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在北京天桥上看着车来车往的人们,那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不觉间已经变成了巨大的机器,自己成了其中的螺丝钉。

客居还是故园,已经不重要。

城市机器意味着不近人情,每次高呼着逃离北上广,每年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着铺盖卷涌入这些城市。巨大的城市,必然以消费底层劳动为前提,北京的菜价(尤其是南城)比很多中小城市都便宜,我们享受着外卖小哥、餐馆小妹的廉价服务,工人们以最高效的速度不断建设着地铁和高楼……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参与过社会调查,每次问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来打算,十个人有九个会憨厚一笑,“挣点钱回家开个小店”。

那时,我才真切地了解到,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北京,其中一半没有户籍,小到居住证,大到子女上学、父母养老,都有巨大的门槛。很多人踏上北京的一刻,就已经明白这座城市的“不友好”,从开始建设二环路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还有各种戴着红袖标、警觉性极高的北京大妈盯着你,却没有可以预期的城市几分落户制度,从这些角度看,随着外地人比例的增加,北京的友好程度还在近年提高了。

之所以北上广有更多希望,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阶层的流动一度非常迅猛,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表现,孙立平老师的《断裂》对此有更精辟的论述。但是,这些城市变得庞大和完备,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也不像原来那么激烈,当个“倒爷”就能发财的时代已经过去,全民双创的梦想,不过还是看着两个姓马的爸爸玩资本游戏。有次我去见我的研究生导师,他跟我说,“奕名啊,你从小城市到北京,成了企业中层,已经完成了一次向上流动,再想上一层就不容易了,你儿子还有希望。”老爷子的话有点残忍,却很真实。

如果用“文化再生产”的理论来解释,社会阶层的流动本来就很难,或许这种稳态才是“正常”,那种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剧变反而是偶然。但近年来被说烂的“阶层固化”,却面临一个问题,成熟的社会结构应该是纺锤型的,当下我们却是金字塔式的。底层社会的人数更多,他们曾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效益,但久而久之,谁来安放他们的青春和未来?

谈到这里,似乎有些灰色。去年我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在了北京南城,小区对面是一个巨大的菜市场,据说有着全北京最便宜的菜价,周围有好多老旧的小区、残破的餐馆,一到夏天餐馆门口充斥着南腔北调的叫卖。可是去年开始,那些餐馆、小卖部、廉价的幼儿园一家家的关掉,贴着“招租”的字样,无人问津。他们离开了,其中很多人应该就是站在北京天桥上的那些人,看不到希望,他们离开了。

早在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比上一年同期减少18.1万人,这种减少很大的原因是关停了一大批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当年火爆的动批、大红门等等,都从北京的城市生活中消失。低端产业的消失,固然有城市规划的强力因素。但是这些中低端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早已被淘宝和京东冲击得不成样子。而到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抛开城市规划,从个人选择层面,告别北京的原因有两种:中产阶级的焦虑和底层社会的绝望。

中产的焦虑在于守不住未来,底层的焦虑在于没有未来。

可是,这个未来,一定要在北京吗?如果中国始终分成“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两个世界,那才可怕。我们的故乡不只是乡村,还有大量的二三线城市,那里同样需要活力。曾经,北京像个巨大的黑洞,把周围的城市吸干,如果这个黑洞无限扩大,才是整个华北经济圈的末日。让二三线城市“现代”起来,不仅仅是建起一堆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城市的灵魂,是人。无论是凋敝的东三省、发达的长三角、急需转型的珠三角,还是后发的西部城市,都有大量的二三线城市。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像“农村包围城市”,大量的农业人口被赶上楼,却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相去甚远,改变这一切的方法,只有逆向影响,有更多一线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推进。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只留下畸形发展的北上广深、被房地产泡沫催大的二三线城市、凋敝的乡村,那才是中国社会的危机。

可怕的不是回去,而是回不去。最近跟一个同事聊起,从四线城市一路上学、留京、成家,那种与现代都市脱节的小城市已经“回不去了”,这种“两个世界”的隔阂,才更让人伤感。当我们不同地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平”,我们这种隔阂才最终消弭。

恰好有同事跟我提离职,她要跟先生回到江南的一个小城市生活,那里没有雾霾,青瓦白墙小桥流水。我想不出什么理由阻止她。北京有更多机会,故乡有更多温情,有得有失,有人将焦虑视为动力,有人将焦虑视为包袱,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在乎每个过程而非结果。

无论离开北京,还是逃离这里,我都祝你们幸福。

文章来源:非典型佛教徒 作者:陈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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